．陳素珊︰《我們的萬言書5》海報

．李以進︰借過，我要找生活，而非夢想
．周思中︰向植物學習
．黃淑慧︰時間能站到甚麼時候
．黃靜︰轉身
．劉寶珍︰土地上的我們
．曾德平︰社會運動好日常化
．鄭家駒︰如何辭掉教書這份工作？
．李俊妮︰維護最起碼的
．李智良︰其實我好羨慕妳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情
．區華欣︰鳥的路徑
．譚棨禧︰我不必要的生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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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報 ︳文章

出版資料

策劃︰李俊妮
編輯︰譚棨禧
設計︰陳素珊、區華欣
作者︰李以進、黃靜、鄭家駒、李智良、周思中、劉寶珍、區華欣、黃淑慧、曾德平、李俊妮、譚棨禧
出版日期︰2010年7月1日
印行︰4000份
承印︰陳湘記圖書有限公司
聯絡︰ever.irish@gmail.com

本刊物採用Creative Commons「姓名標示 – 非商業性 – 禁止改作 3.0 未移植或不限定」授權條款授權；歡迎自由分享，惟禁止作商業使用，必需標示作者姓名，及不得改作。

忽發奇想，與《萬言書》出版史

六年前的夏天，《我們的萬言書》首次於七一出版。李俊妮這樣憶述當時的情況︰

「記得當年有六位仁兄，包括我、李智良、智海、鄧肇恆、潘焱森和Ellen，原本想一起搞文藝雜誌。那時大家常常在『64吧』討論雜誌的定位、編輯方向、書名之類。適逢23條立法引發社會極大爭議，我就忽發奇想的提出，既然際此城中大是大非之時，牛刀小試又好、看看大家合力可以做出甚麼又好，不如藉著此刻鬧哄哄的事件，出一份如號外的讀物。撰寫的方針不一定要明顯直接指向爭議中的課題，反而，我們認為不妨因應當時社會氛圍，以各人不同向度的觀察，抒發感言。免費於七一遊行派發就不用擔心沒有讀者了，也就能作為辦雜誌的前哨。其後，雜誌雖然沒有辦成，但就這樣促成了第一期《我們的萬言書》的誕生。」

如是者，斷斷續續，《萬言書》在往後的日子又再上路。2007、2008、2009。今年是第五期。一再出版後，每期都有隱約的延續和轉化，這條接壤過去的虛線也意味了「我們」和社會有過怎樣的關係。其他創刊者也曾提到過原來印刷格式的想法。一面海報、一面文字。紙用粗糙的報紙之類，像昔日的號外。風格樸拙，令人想到過去容易大量低成本複製的革命板畫或街頭海報。紅黃藍黑四色中挑了「紅黑」的雙色組合，富革命意味而風格尖銳。「低成本」本身就是它的美學與信息。十個平常人每人千字，織成萬言的碎片。而海報上的「萬」字總是反寫的。這裡，「萬言」的意義不止豐富，不可以豐富，甚至不願意豐富。它是集體的書寫實踐，銘刻著一片片共同地孤單的個體。

至於作者，最初一期有梁國雄和陶國璋。後來主要是李俊妮和李智良身邊的青年朋友。智良抗拒政治正確，過去一直銳意找來「不關心政治」，不太愛用社運思考模式／語言的朋友撰文。俊妮則動量滿滿，常常「忽發奇想」，將個別時空的歧路引入現場，化成實踐成果。今年，菜園村保留運動凝聚了社會運動的老嫩青年，後來更成立了「菜園村生活館」，在菜園村的空地裡從頭幹起，把土地上的垃圾變成積極的「半農半x」生產計劃。《我們的萬言書5》，正是以生活館的參與朋友為群落焦點，誌寫十一位作者對生活的思考與生命的願景。

文章簡介，或閱讀分享

雖然同代甚至志趣相投，但十一篇文章中參差多向，彼此駁斥而每每獨自脫落一旁。

李智良的〈其實我好羨慕妳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情〉隻字不談自身，你不會知道他是煙鏟、殖民地最後一代痛苦的遺民，或精神科受害人——完完全全的 Out of place。他不迴避，直接打造貨真價實的稻草人，批評死守生活規格的朋友口裡唸唸有詞的「羨慕」不過是出於妒恨的嘲諷，其實放棄了人生自決的基本責任。

曾德平的〈社會運動好日常化〉則大異其趣，引舉一段譯得拖泥帶水的沙特文章，然後大筆一揮，以反省自身為軸，廣東話的日常口語為利刀，用佛家的靈通培植社會運動的日常味道，句子像蘋果一般急遽從樹上墜落，砸死了中年牛頓；然後我們和牛頓本人都大聲叫「好」。

李以進的〈借過，我要找生活，而非夢想〉遙遙和應智良，強調八十後種種行動，其實是「打算」「生活」，當中務實到極的判斷非關夢想。文章一面縱寫家族，感念母親面對自己時的羞澀，橫寫工作時遇到的積極學生，不忘欣慰。點列式的文件語言直陳踏實的意志，在在冒犯對號入座的讀者。

同樣提及學校的教學經驗，鄭家駒的〈如何辭掉教書這份工作？〉可稱謙讓的生活日誌。對有點學歷的年青人來說，要以志趣打算生活，首要任務其實是擺脫中產生活想像。房子幾大才算夠大？外出用膳的消費怎樣才覺得合理？月薪多少才能脫離正典的重擔，在別樣的生命裡梳理出抱負的可能？更重要是︰抽象的寫作如何幫助我們面臨這種種實際問題？

相對下，剛畢業的劉寶珍更灑脫向前，在〈土地上的我們〉裡矢言不要成為職場奴隸。未必精細盤算如家駒，也沒有智良利落的語言分析，她耿耿念掛的，是逝去的土地，和眼前胼手抵足，在菜園村學習耕種、親炙土地的珍貴機會。垃圾充斥的泥土提供了千萬微生物，蔬菜得以開展生命，然後給人吃到肚子裡——喜悅是思考與勞動的切實成果，劉的觀點既有天真本色，更與天真對著幹。

也是離開校園不久的青年，在〈時間能站到甚麼時候〉一文中，黃淑慧要分享的經驗不是來自土地，而是街道；憶述的也非努力過後的快樂，而是面對無動於衷的途人的焦慮與悲傷。或者說︰要靠近參與的快樂，就得穿越溝通失效的悲傷，要明白泥土溫度，就要先把自己投擲在滾熱的街道上，溶解陌生人冰冷的犬儒。

除了勇敢與清澈，《萬言書》裡還有混亂與猶豫。唸藝術的區華欣在〈鳥的路徑〉中以突然出現的鳥自比，把一年以來社運經驗的撞擊交託在鳥的未明去向之上，以期編織往「路徑」上出發前階段性回顧自身的妄念。藝術是安置表達慾望的comfort zone，還是發言與理解他人的資源？區不但沒有答案，反而更迷糊了。與理想話語的主動相比，這種錯愕其實更接近真實，也追認了《萬言書》離岸觀照的不正確企圖。

文化研究青年學者周思中今次不再抄錄齊澤克笑話，在〈向植物學習〉一文中他以奇情小說般的變倍視角，微觀菜園村一顆豆的敘事力量與倫理結構，最終發現了帝歐尼根的狗智異稟，正輕微而自然不過地體現地那顆豆身上。豆是一顆顆，菜是一斤斤，我們的生活是一餐接上一餐。平視宿命逆流而上的實踐，不單有效，更是日常，以至無處不在。

黃靜一面日以繼夜的編輯報章，端坐於電腦前不動如山，一面則參加生活館，向陽光和泥土靠近一小步——背脊有日動彈不得，自始不斷進出醫院，問題是︰疾病因為吃人的職場還是移情的耕種呢？在〈轉身〉中，黃以字典條目的形式，援引遙不可及的憂鬱句子，把短短的文章切碎至陷落的地步。博物館抽象而文章結構疏離，腰背突如其來的病患卻啾啾作響，呼應鋤頭鑿進土地的鏗鏘、鍵盤的霹靂啪嘞。此中過程怵目驚心，如迴廊般最終直逼童年時面臨競爭的創傷，和長大後每天的死亡。

作為編輯，我也寫了短文〈我不必要的生命〉，嘗試以畫面替代論述，憶記朝九晚五的菜巿場生活是如此美好，跟大家的「理想」方向稍唱反調。點滴溫存的重複，其實間不容髮，而且重複地交雜資本主義機器的脫序。天啟的時刻不斷出現，提示臨界的希望幻覺，與徒勞無功、浪費光陰的積極意義。

最後要談的是策劃李俊妮的文章〈維護最起碼的〉。她從台灣的樂生院運動寫起，扼要提出今次《萬言書》作者聚攏的社會背景——菜園村住民運動——，為整個出版計劃提供了正氣又安靜的註腳。社會事件浪奔浪流，在媒體的焦躁下看似旋起旋滅。但其實它可以不是，也不可以是茶餘飯後的談笑之資。它帶來了人和人的認識、人跟土地的接觸、人對歷史的渴望、人與自己的張力。以有涯隨無涯，人在其中，未嘗就不可以平等地承認，種種改變與堅持。

錯誤的設計，美好的經驗

《我們的萬言書5》的海報由陳素珊設計。最後這個版本的粉紅相當務實，沒有小妖之巧妙，甚至不夠輕盈，但剛好找到既年青又沉著、既孤獨也集體的關鍵平衡。人兒沒有輪廓，但踎坐的姿勢乖順、手指修長，呼應草帽上安寧的虛線。「我們的」三字深黑，連同褲子上摺痕的陰影，還有土地和雜草，連成一體；土地不再是「我們」的他者。整體語調配合自然的勞作，低調投入而清澈有效。

因為沒有經驗，最初陳做了彩色版本，又做了綠黑的雙色版本，變成紅黑後又有灰底的版本、土地／天空分野由左下斜向右上的版本、人兒較小的版本。過程中多次易稿，不但沒有拖垮設計的質素，更暴露了臨時更改、印刷限制、人事溝通的美學潛力。令人欣喜。

文字一面由區華欣排版。佈局也佳。可惜在字體大小上失了手，我也監察不力，抱歉。現將加印1000份修訂版本。如欲索閱，可郵ever.irish@gmail.com，或在面書上與我聯絡。

無論如何，今次是可貴的編輯經驗，感謝作者和設計的心思與容忍。

1.外祖父賣魚為生，養大了七兄弟姊妹，一家坐擁幾棟房產，按照資本邏輯，生活理應無憂。但舅父和姨媽們步入中年，從工作退下之後賦閒在家，無曬細藝，一副心思和權力全賭在家裡，結果一家人因為照顧家中兩老，處理租金收入問題而搞得不歡而散。現時見面，不是冷言冷語，就是默不作聲。

1.1媽媽在家中排行第五，小時候不用落魚檔幫手，讀書升大學倒也順利。中學時，凡要填甚麼表格，她總是羞於「父母職業」欄上「魚販」二字，而暗暗羨慕同學可以寫「從商」。

問她去台灣讀大學時，對將來有何打算，她卻不自覺地轉話題，儘說自己沒有夢想，不識世面云云。我拚命解釋不是問「夢想」，是問「打算」而已。說了半天，她才吐出兩個字：「文職」。

1.2返大陸做廠的爸爸愛講他的工作經歷，卻甚少說家族故事，但倒喜歡在食肆碰到侍者同鄉時（他總聽得出口音），說上幾句客家話。人家多只對以廣東話，他也不覺遭到冷待。因為工作，我四年前從元朗搬出九龍城獨住；數月前，才從他口中得知，當年祖母從大陸落戶香港投靠祖父時，住的正是九龍城，跟我現居的地方只有幾個街口之隔，但我卻因為快將離職，月內就要搬走了。回老家住，或許就是跟隨祖父母日後返元朗養豬種田的腳步，不過田地早變了廢車場，客家話我也半句不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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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「八十後」反功能組別、反特權的正義訴求，政府不敢直視，但又想不出如何利誘收編，惟有急急找人「研究」八十後，看看可否多建球場、上嚇facebook了事。

2.1我八四年出生，心裡經常狐疑——瘋狂追求「發展」、漠視鄰里和傳統、犬儒、缺乏歷史感……古怪而亟需研究的，難道不是已經「上位」的五十後、六十後嗎，為甚麼反而是八十後呢？究竟他們經歷過怎樣的恐懼，沾染過哪種亢奮，才不得不一味經濟狂熱，反而對活生生的歷史、生活避之則吉，視真實為創傷，視保守為落後？

2.2寬容知足、保守、義氣原是祖父母一輩生活的遺產，卻在一代人的狂熱之中隱沒了。

2.3幫經濟退燒，重拾長輩的歷史包袱，似乎是我們這一代的使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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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生活是一種知識，卻不是教科書可授，得從人身上學。教書幾年，認識一些學生，電工的兒子愛砌模型，工匠的女兒喜歡藝術，水上人的孫兒立志出海，嘗試學習「生活」的例子是有的。最怕是這些行業早已被外判、排斥、取締，結果不是這些「工業」走到夕陽西下，而是社會，而是做人的希望。

3.1上一代人不是生活的模範，看來我們惟有反省歷史、多旅行、讀書找參考、向傳統學習，重新建立合理的生活。何謂合理的生活？耕田是不是一定比炒樓「辛苦」？賣魚可不可以比做文職有「尊嚴」？做廠可否不做「富士」「康」？小販能否拒絕那不合理的地鋪租金，回到街道？

3.2其實我未想到要怎樣生活。在我想到學到之前，功能組別、高官、地產商、主流傳媒、警察叔叔、食環署、高地價政策、犬儒、法西斯，可否放過我，不要急於將大家的空間、土地、語言、良知蠶食殆盡？

俾條生路行下，我們要找生活。

有一次，菜園生活館的總監兼農業技術顧問tv先生指著一棵發育不良的豆，徐徐說了一個可歌可泣，動人而悲壯的故事。植物開花才會結果，這是成熟成長的不二過程。開花表示植物已達壯年，是其生命週期的高潮，結成果實無非是為這棵能夠長得壯麗耀眼的植物，留個後代繁殖下去。然而，若某造作物，因為土壤、氣氛、人為照顧等因素，無法長到宏偉長到靡爛，故事會如何發展下去呢？

以我們種的豆為例，答案就是：破斧沉舟，知其不可為而為之。在整棵植物根本及足夠成熟之前，便把養份集中起來，結成本來未有資格結成的果實。若把它倫理化和敍事化，這情景便是王爾德〈快樂王子〉裡把自己寶石眼睛及黃金皮膚都奉獻了的王子，又或者佛典故事裡把自己身上的肉一塊塊割下，以求大鷹放白鴿一條生路的薩波達王。當然，後者修成正果，而前者難免淡淡哀愁。但簡單來說，生活館的豆就是在未能確證是否「有意識」的情況下，孤注一擲地為自己留後，為世界留種，哪怕結果沒保證。

在這條件下長出的果實，從外觀或美學角度看，未必比超市貨架及街市菜檔的漂亮及優秀；純以生物學或功能的角度看，可能亦不是甚麼驚天地泣鬼神的物理反應；從現今市面氾濫的家庭價值及教條道德的角度看，這棵發育不良的小豆或者更有基右傾向之嫌。

然而，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有機農業的處境裡，這棵小豆難道不是演繹出二千多年前希臘的帝歐尼根所創立的「狗智」（kynicism或小寫cynicism）學派的核心精神麼？不幸的是，所謂狗智，另一個名稱（其實是變種）就是「犬儒」（大寫Cynicism）。兩者的共通點是玩世不恭目空一切——只是現代犬儒高高在上，以廉價的尖酸態度，與沒有希望的邪惡腐朽世界，維持乾淨的距離，保持其高貴而安全的位置。

狗智的態度卻剛好相反。狗智者是永恆的冒險者，他孑然一身，不依賴任何既有的權力、利益、建制網絡及價值觀——這種不依賴本就冒犯和挑釁著已經制度化了的荒謬。換言之，他沒有權貴及常識作掩護，他要挑戰的恰好就是權貴及常識；同時他並不假設自己是弱者，即使他沒法一力改變世界，但其掛在臉上的傲慢卻是永遠無法攻陷的防線。狗智者永遠存有希望，這種沒有本錢的「希望」，或許才是意義最嚴格的希望。

植物如是，耕作活動本身如是，正常、理想的生活不也如是嗎？行之「有效」的世界，其實不特別值得留戀：要麼認命認慘認受害，被絕對的絕望囚禁；要麼期望在溫室或妄想在絕對操控的環境中，呼風喚雨。發育不良的小豆，貧瘠中橫眉冷看著造作、不友善、財大氣粗的世界。

「六二三」政改方案提上立法會前夕，我於旺角街頭為「苦行路寫」隊伍打鼓。那裡是週末晚上全港最多人的地方之一，路雖然闊，但與人群距離很近，寛頻人在旁你一言我一語，長鏡短鏡電話上的鏡頭也準備對焦。不太習慣成為焦點的我，要專心數拍子有點難度，有時，唯有閉上眼，逼自己把注意力集中於鼓聲，或赤足於地上的質感。

轉眼始於足下寸土。幪著眼每廿二步下跪一次，苦行者寫上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」。雙膝與地面摩擦之苦不用說，這次苦行更苦於天氣酷熱，地面燙得可煎熟雞蛋，以布幪眼阻礙視線卻阻不了刺眼陽光。苦，也在於似乎看不見抗爭的成果，途中聽到中央接納民主黨新方案的消息，雖是早已心裡有數，但想到此路之難行，實在不免令人沮喪。揹著韓國大鼓使我顯得不成比例的瘦弱，自己看上去也怪可憐的。

苦行隊伍中每人的信念與領悟都不同。固然有人不恥特權橫行霸道，必須討伐；也有認為政治骯髒，不願墮進各黨派間分裂權謀利益計算。上水跟旺角的街坊或荃灣跟銅鑼灣的行人反應又有不同︰上水有好奇媽媽帶著好奇孩子駐足研究這班人搞乜東東；銅鑼灣的年輕人舉起相機攝錄機，卻不願意接受宣傳單張。有人跟我說加油，有人大罵食飽飯無屎痾，我們心裡明明高興明明憤怒，卻不敢形於色，或覺不能宣諸於口。

近來有不少朋友問我，為何突然熱衷社會運動，有時，我會簡單回答，當你發現原來一直信以為真的事原來都不是真的，或不完全是真的，你也會一樣憤怒。苦行完結後小聚，有同伴提到其社運之路，由WTO到天星皇后再由反高鐵到政改，全都以失敗為起點。那些好暴力好激進的衝擊場面也好，細膩動人的苦行畫面也好，我們能改變的到底有多少？把雙膝都跪破了，把持權力的依然坐在冷氣房內享受權力，他們會感動嗎？說加入運動的年青人都更多了，亦算是成功了？或只是挫敗後的自我安慰？時間站在我們這邊，能站到甚麼時候？這群不耐煩的年青人，到最後也只能等待上一輩退下來？到我們掌握權力時，我們真有能力拒抗腐敗，堅持理想嗎？

1989年北京學生的絕食書：「我們罷課，我們遊行，我們絕食，我們獻身，到底是為了什麼？可是，我們的感情卻一再被玩弄，我們忍著飢餓追求真理卻遭到軍警毒打……學生代表跪求民主卻被視而不見，平等對話的要求一再拖延，學生領袖身處危難……我們怎麼辦？」我未敢說到生命或死亡，但我真的希望，我們也能保持這種純真和承擔，繼續堅持自己所相信的──即使只能維護我們最基本的尊嚴，即使我們依舊一無所有。

【博物館】

「而未來把握最遼遠的事體／和我們內心的嚴肅溶在一起。」——里爾克

十多歲少女時代，我渴望：長年藏身美術博物館，埋頭打掃畫作雕像，把塵土由一處拂拭至一處；遠離藝術家、買家與觀眾，只有藝術品和白牆，而無人注視的藝術品將如白牆；認知與意義非由作品的事後詮釋構成，而是無言的共處，利落的養護。那將達致圓滿。

即使未及反省博物館的威權主義與神聖化，大概這願望也非少女式美夢。我在中小學生涯已跟家境相當的同學競逐，和早熟的朋友產生沉重的猜疑與張力。因為聊天，我被搬至班房最後排，剎那間被發配邊彊，身旁連張空桌也沒有。又在考試嚇得全程悲傷流淚，一字未能寫。黏坐原位，剩下老師和我獨對於偌大班房。

張歷君年前分析大學迎新營淫穢口號事件時提到大學的沉默裝置——人們擠到一起但共同愈不可能。空白和寂靜卻似乎是當時我為卸下意識而暗自設計的願望裝置︰美術館曾是「萬花筒」與「敵對」的相反。

班房不是成人世界縮影，我們自小就明白學習不等於未來的模擬，而是經驗本身。由學校到街上，「震驚經驗」的訓練同樣密集：人群隨意碰撞，馬路生死一線。班雅明以如下意象總結：資本主義發達時代中的大城市人是裝備著意識的萬花筒。

【背傷】

「嘻笑之怒甚乎裂眥／長歌之哀過乎慟哭」——柳宗元︰〈對賀者〉

台灣的鄭聖勳解詩道︰「輕鬆笑語的詼諧，比兇狠地、瞪著裂開的眼睛的憤怒更需要力氣；優美的歌詠著的悲傷，比放聲大哭更為淒涼」。

我們得重新認識陽光。我是報館編輯。無論物理抑抽象言，編輯好比端坐的生命，坐姿無表情，卻需在極短週期內引發強大動能。動能並不豁免陽光：相反陽光一定是室內端坐者最exotic的他者。三個月前開始到菜園村參加耕作班，勞動，空氣；每次離開美麗的田野，身體總突然虛弱垮塌。尚待學習收割，在某墾田較勤的週日後，我就在辦公室炸開了，突然動彈不得而入院，由此開展來回醫院與家的封閉療程。

原點是座椅還是鋤頭？回想炸開一刻，我憶起卡夫卡《變形記》中文員睡醒後變成只會怪叫的大甲蟲。他被驚恐的家人鎖困並活活餓死——異化場域已不在辦公室，而是家裡的床。原來我的腰肢混淆了鋤頭和座椅。鋤頭是最用力的輕鬆笑語，日月精華是最淒涼的優美詠唱。但人性重地，在於座椅。

一切再無法欠缺表情。我必須思考、腦中演練、操控自己如何習慣半跪而不再彎身，如何以手代腰，步行時的收腹節奏……痺感一旦從神經末端爬行，就須立時切斷動作的某一環節，把我從自以為緊要的勞碌中撤出，為轉換動作嚴正準備。可否借此身體經驗，對照我們突然對土壤顯微鏡式的好奇？分層、細菌黴菌的比例、酸鹼、流動的共活平衡，細緻知性的土地內容。

【移情】

「正如他在再一次讓他看見他整個山谷的／最後山丘上轉過身來，停頓，流連——／我們活著，並不斷地告別。」——里爾克：〈杜依諾哀歌〉

假如從「震驚經驗」的機械化訓練釋放出來，內心的敏感回覆又將如何應用？我應否批判我幻想多年的博物館，照進來的陽光是否太筆直，窩藏的空氣是否太舒坦？骨骼和泥土以後，我終於明白心中的鄉愁了——博物館並非指向雪白平靜的未來，而是保護，一套安放過去物事的嘗試。我誠惶誠恐地對待那些物事，確保它們避開現實的張力和人群，顯得隆重而完好。活著而不斷揮手告別，我卻一直分割活著和告別。那大概不是個人的詩意浪漫，而是高度發展的城市人的平常心理：我們最後需要的，是痛楚和死亡的能力。

（參考︰劉人鵬、鄭聖勳、宋玉雯編《憂鬱的文化政治》，蜃樓出版社，台北，2010）

初中時，我有一次奇怪經驗。在每天返學放學的巴士上，窗外不斷滑過既熟悉又完全陌生的地方畫面，乍然發現，路邊一塊一直丟空的荒地變成了建築地盤。在餘下的車程我都是想著那畫面和無法擺脫的難過。到站下車後，在進出了十多年的屋村路上，停下腳步，突然，對腳下站著的石屎地、石屎地上一棟又一棟高樓感到很陌生。想起「石屎森林」這名詞，想著為何我會住在這麼一個石屎堆疊而起的地方，而留空一些「窿窿」長著一些古怪的生物叫做樹木？

高中時祖母過身，我回到了「好鄉下」的鄉下。第一次行沒有路的山路，送祖母的骨灰下葬在山上的泥下，而那個位置剛好可遙望隔著一條河和一塊田後伯伯的家。在返港的車上，我感到在相連的土地下，祖母安穩地化成了山和水的一部分，和我們一同生活，庇護著我們。

大學畢業後一年，即這幾個月來，我在耕田。開荒耕田，要先清理埋在泥土下的垃圾，於是蹲在泥上逐點挖掘，然後發現，原來濕潤的泥土埋下的有「很多」，會有你從未預料的零食袋、尼龍繩、爛鞋底……那是在香港普通的一片泥土。有機耕作班上提到，肥料不是餵給作物的增肥丸，肥料是給泥土的，泥土中的微生物將肥料分解，才變成可待作物吸收的養料。一塊好的田，它的泥土下會有很多微生物，你看到的、你看不見的都有。於是大部份落肥落農藥的種菜方式，就仿如餵飽了一個人，便可極速開工、不斷生產、生產金錢。結果是，菜只有菜的外表，沒有天地靈氣，沒有泥下十萬樣微生物作用後生長出來的力量。

耕作了三個月，做得最多的就是拔根。無論開田、還是除雜草來保護泥土和埋肥，都是一再地將植物連根拔起，然後發現，根原來可以這樣深。我們拔根，同時，微生物其實失去了聚腳滋生的據點。所謂「落地生根」，田所發生的事，全都在那搬遷不走的土地上。而田不可能是一塊割開來的地，它接連著地、水、天、人情、城市的價值觀，而這一切都據地而生，生下了根。

開始耕作，事緣是「碰巧」在反高鐵運動裡苦行捧種子，然後是參加菜園村生活館開設的耕作班。遇上了，覺得認識耕作是難得而怎容錯失的經驗，於是上堂耕田。老師先旨聲明，學耕田不是興趣班，耕作本身就是生產，離不開生活。後來生活因耕田而錯開出各種可貴的經歷。

有一次，我陪同一位有機農夫到她「出菜」的私房菜餐廳，一整餐我都在傻傻地笑。開心不是因為美味，或者說美味的意思是，吞下的素菜真的有充盈的感覺，種菜的、煮食的可以如此親和而自然地同桌吃飯。

生活是習以為常的東西，作出一些質性的改變，總有壓力，例如，我希望生活各方面都更民主；我希望朋友間的活動不只行街購物，而是一同探索生命；我希望工作節奏慢一點，不是當打工奴隸。

承認和要求一些理所當然的東西，需要勇氣。朝著我們對生活的願景改變確實不會容易，但硬生吞下繼續過活也是難捱。其實我們這「個人」本是任由我們去創作，嘗試其他生活的可能；而在現在的基礎上塗開一筆，又為何沒有落筆創作的勇氣？

嘗試、Try and Error、感受、學習、改變，應該是很輕鬆和美好的，近來詫異為何香港人好像在畢了業，返工後就仿似失去了資格。我不想這樣啊。

「……人除了自己認為的那樣以外，甚麼都不是……人在談得上別的一切之前，首先是一個把自己推向未來的東西，並且感覺到自己在這樣做。人確實是一個擁有主觀生命的規劃，而不是一種苔蘚或者一種真菌，或者一棵花椰菜……當我們說人要對自己負責時，我們並不是指他僅僅對自己的個性負責，而是對所有的人負責……當我們說人自己作選擇時，我們的確指我們每一個人必須親自作出選擇；但是我們這樣說也意味著，人在為自己作出選擇時，也為所有的人作出選擇。因為實際上，人為了把自己造成他願意成為的那種人而可能採取的一切行動中，沒有一個行動不是同時在創造一個他認為自己應當如此的人的形象……」——沙
特︰〈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〉

也因此，今日的局面是我有份促成的。那年，是自心不正的年代，不是因為自己曾經年輕，所以輕狂，所以犯錯。

早前在面書的status記下了「革命先要革自己的心」。好提醒自己，生活上的革新、生命上的改善是靠心念的轉變，修正自己的行為。那是心的運動，朝著健全方向的修行。

幾年來的社會運動，每一次都是明確的議題疊著清晰的訴求，也是一連串的，關於生活和生命的自問自答和自答自問過程，很具體，實踐在每日的生活當中。「我想點生活？」、「今餐食乜？」、「用邊隻牙膏？」、「係唔係每日必然要食起碼三餐？」、「幫襯街市，禁絕超市得唔得？」等等的抉擇，把社會運動日常化了。那是跟習慣的抗爭，改善不了，抗爭那有快樂？騙得到人，騙不了自己的心。

對世界充滿希望的JaneGoodall說得好，每人每日有三次機會改變世界，很多人引述過，她指的是早午晚餐吃甚麼的選擇。若果醒覺到自己日常抉擇的重要性的話，改變世界的機會是無時無刻掌握在自己手裡的。如果把心念注視日常生活習慣上，然後，細意思考其「必然性」，看的、聽的、嗅的、吃的、接觸的，生活上的細微抉擇就是推動社會的運動了。五觀動心念，社會隨念轉。如此思考抉擇，在在是沙特所指的「人在為自己作出選擇時，也為所有的人作出選擇」，並「同時在創造一個他認為自己應當如此的人的形象」。

轉念始於這一刻，窮一生經營的一刻。這一刻，我改變不了你，我可以修好自己；我要對自己負責，也要對所有人負責。我這一刻的抉擇決定我的未來，也決定所有人的未來；我們的未來就在下一刻。

這一刻的運動是每一刻的運動的開始——改進社會的開始，新生活的開始。

十年樹木，百年樹人；教書十年，也不至於徒勞得只能樹得十分之一個人。教育工作於我最青蔥的黃金歲月裡，意義複雜。它是目的，也是手段。也許說法老套，在中學時我給兩個老師「教好」，覺得他們偉大，所以想實踐教好／學生的偉大；這是目的。教書收入穩定，可以解決九七後家庭一直面對的財務困難，也讓父母安心，還令我漸漸過上了一種中產安逸生活了；這時，教書是手段。但教書很容易變得只餘下手段，安逸很容易讓人忘記工作的內在目的，於是犬儒於是冷漠，也忘記了有時候，犬儒和冷漠足以殺害一個思覺失調的中四學生，或至少成為共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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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辭掉工作」意味要決心改變，但為何改變？

要辭掉教職，固然有對當下處境的不滿︰我們都在拉牛上樹，急速餵飼四個胃也消化不了的所謂「迎接世界」。但我更希望藉辭掉工作，激烈擺脫固有制肘（例如對高入息的依賴），改變生活模式，實踐節約簡樸，以換取能屈能伸的條件和空間，迎接未來不可知的更多可能。

我不覺得這種想法不可行，也有經驗作基礎。四年前轉到這所學校，打從第一天起，就決定不為升職工作。結果有效替自己充權，對無理要求要說不就說不；正因沒有升職加薪的期望，對外在人事要模糊自己工作焦點的抵抗力提高了，教好／學生目標清晰，相當愉快。

四年行動經驗，得出結論：想有較多說話和行動自由，減少對金錢的渴求和依賴，是有效方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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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不教書了，要做甚麼？

很清楚自己重視興趣多於物質回報，如果工作有益於社會「進步」就更好，所以也不是不喜歡教書，只是討厭越趨機械化的環境。短期選擇是，作一個自由工作者（如代課教師），收入足夠餬口，有時間多讀點書，及從事合於志向的行動，便很不錯。

對自己志向有較深瞭解，來自書寫的習慣。如果夠認真，書寫其實是在個人一個很內在的地方整理經驗，得出想法，然後在現實生活實踐，往回覆返，你會發覺內裡有些轉變，微妙而巨大。

近一年以來參與社會運動，從p-at-riot「活化」六四的連串行動到反高鐵到菜園村生活館，行動中開闊了視野，認識了很多很有個性和想法的朋友，看到了生活更多可能。

書寫習慣和參加運動，讓我實踐了一種價值思考和行動結合的生活，得著了知行合一的生活實感。這就是繼續要走的方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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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辭掉工作，有個技術問題要解決，就是如何擺脫對高薪的依賴。

雖有十年穩定收入，但無積蓄。不過關鍵不在積蓄，而是辭工後能否過一種低開支的生活。

批判「收入越多，選擇越多」的消費生活觀念當然容易，「生活開支越低，可選擇的反而更多」的道理也不難明白。但在生活指數這樣高企的消費社會，能否實踐低開支生活是要實際克服的問題。

當這一年來辭工念頭冒起，便有大大壓縮開支的意識，為了詳細檢視自己的消費模式（帶著一種研究態度），便把每天所支出的一分一毫都記錄下來。

這個記錄是幅清晰無比的支出圖景，有助找出可以減少消費的地方；另由於採取即時記錄，每次用錢，對是否進行多餘消費的意識大大提高，改變了以往的消費態度。龐大的住屋開支，其實可以大大壓縮。剛巧有多個家庭成員搬出，便決定把寬敞大屋賣出，換了小房子，住屋開支少了數倍。經過一番調整，現時每月所需開支，還不及教職收入四成。換言之，辭工後，工作即使報酬少六成也不成問題，捨工資而就志趣，可選擇的工作類型便大大增加了。

處理財務看來是技術問題，其實更是價值問題，當中調整的根本就是生活態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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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過書寫和參與運動確立志向；透過財務記錄研究自己消費所需，壓縮開支，實踐節約生活理念。那麼，辭掉幹了十年的教職，便不再是不可能的事情。當同行陸續知道我要辭工後，都向我投下極欣羨的目光，然後向我打探成功離開的秘密。對他們的探詢，我會開誠布公，分享秘訣，但他們對我的未來又同時表示懷疑：低收入的生活真的可能嗎？

所謂「現實」根本是一層人們用想像吹出來的發水樓，理想從來都在行動裡。上月，我向學校呈上辭職信了。

幾年前，台灣一場「保留樂生院」運動，掀動起很多年輕人的神經。像股熱潮一樣，很多大學生相繼跑到樂生院，為了阻止政府因為興建鐵路修車廠而拆卸樂生院，用自己的身體跟國家機器對抗，又搞組織、串連、推廣，一直至今。

樂生療養院（下稱樂生）位於台北縣新竹市一個山坡上，是日治時期強制收容並隔離痲瘋病人的地方。經過幾十年的囚禁，院民黑髮變白髮，跟家人關係斷落，不得不以樂生為家，所以走到樂生，每一處無不是阿公阿嬤幾十年來用雙手搭建起來的成果。印象最深刻的，就是一座他們用磚塊蓋起來的合作社，裡面有菸酒售賣，一應俱全。

2007年初，我跟朋友也跑到樂生去，此後一兩年，每次到台灣，務必在樂生待上幾天。我還帶我那不諳世情的妹妹到樂生去，一位跟我熟稔的伯伯見她年輕貌美，帶她依著樂生的建築，逐處介紹。半天回來後，妹妹跟我說，「這兒很美麗，為甚麼要拆？」伯伯接著說，「對呀，你們都覺得這兒很美麗是嗎？其實你們就像公園的遊人，來到這裡欣賞這兒的美景；而我，就是這公園的管理員，這幾十年來每天都悉心照料這兒的花草樹木。」這一句話，一直深深撼動著我，它讓我徹底明白到，就算在一個社會裡處於最弱勢的人，只要你給他／她一片空間，不要打擾不用做甚麼，只要讓他們好好的把自己的生活空間和網絡建立起來，他們就能活出人的尊嚴。

這年來，香港發生了「保衛菜園村」運動，也像股熱潮一樣，愈來愈年輕的人走上街頭，反對政府動輒浪費公帑，以669億興建高鐵，並要在菜園村現址興建維修車廠而拆掉一條村。運動令整個社會驚訝。

石崗菜園村其實只是一條非原居民散村，村民都是上世紀四、五十年代從大陸逃難來到香港的移民，因緣際會落腳菜園村。其中一位有「菜園梁朝偉」稱號的村民澧叔說，他們一家當年因為父親當教師，文革時被抄家，所以家人四散到中國不同的地方去，只有他和父親以不同方法逃難到香港，「經歷了年輕時被抄家，想不到老來竟然再有第二次。」澧叔說。

要是有到過菜園村的人，都會發現每家每戶的建築群各有特色，這是幾十年來，村民因著自己家庭的變遷、需要而搭建起來的見證。他們沒有得過政府任何優待，而是靠務農、養雞、養豬把一家大小養育起來。他們過著最平凡不過的生活，偶爾因為興致所至，在晾衫處旁用磚頭搭起一個小小的水浮蓮池塘，讓起居室頓時煥然一新而樂上半天。

不同地方、不同年份，發生的事何其相似。愈來愈多年輕的人走出來喇，或者是他們還沒把「係咁架啦」、「唔係咁可以點啫」、「打份工啫」唸得瑯瑯上口，也還沒習染「未俯身、先低頭」的劣性。走上街頭，只是為了維護，作為人，最起碼的尊嚴。
一個永遠被年輕人拋在後頭的政府或「大人」，前途一片暗淡……

「個體」與「群體」的辯證、動態關係，被覆寫（overwrite）成「小我服膺大我」的主從關係，於是人變成了編制的人，不必要為自己的「選擇」負責，鞏固了支配的條件制約。這個「覆寫」，是權力的覆寫，關乎現實的政經社會條件，卻也關乎人的觀念；但「現實」的政經社會條件，宏鉅如政權倒亡，大陸沉沒，細瑣如家庭糾紛、辦公室政治，都是人的意志和行動起著決定作用，那麼，想法改變，行為於是改變，行為改變，人的關係於是改變——人們總是說理想與現實兩難全，彷彿「現實」真有其事，而且應然如此，亦僅可如此；「理想」，則是懸置於「現實」外部、可望不可及的慾望，與之相關的想法與事物，必須讓路予「現實」。

那些自詡「務實」的人，每每把現況（Statusquo）等同現實（Reality）全部。他們把「現況」之所以成為「現況」的歷史過程抹褪、先驗的排除了此一「現況」以外的任何可能，把未來的全部限在今時一刻的延線上，所鼓吹的不過是自我應驗、無視現實的「失敗主義」。正正是「現實是如此這般」的錯誤前提，鬼掩眼一樣障礙著「務實主義者」對現實的判斷，遵行故舊，卻神推鬼使，老是來到沒彎轉的死胡同，死守在牆角下面委屈的說，「你看，我不就早跟你說過，這樣不成的！」但其實沒有鬼呀！謬誤的前提只可得出謬誤的結論！

此種「失敗主義」固為統治階層所喜用，而愈多人以為自己是被一個名叫「現實」的東東鬥敗，就愈容易榨壓、管治他們；「現實」那麼艱難，彷彿民眾就真的需要幼兒照顧。「失敗主義」於民眾中以忌恨的慾望形構呈現，譬如一種非常流行於我輩（70年代中後出生，受過高等教育，職場打拚十幾年而資不抵債者）的說法：「其實好羨慕妳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情」。這麼說的人可能連自己都不知道，他並不羨慕別人，而是忌恨。反轉豬肚是屎，想說的是，「人人咁辛苦，妳有冇搞錯，咁開心，咁自由……妳憑咩？」

忌恨是一種自我認同。「我們」願意相信「我們」以為別人都相信的價值，建構這個共同身份的同時，也鞏固了彼此失敗的、被受宰制的現況：「我」是平庸的大多數人之一，搵朝唔得晚；能夠「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」一定是幸運的例外，要麼集萬千寵愛，不然就是擁有決定性的先天條件，諸如家境、才華，或資本主義式英雄素質諸如堅忍、果斷，更可能是徹底的愚蠢或非理性，總之是例外。「我」畢竟不是那種人。「我」都有理想啊，可為了父母高堂妻兒仔女／揹了層樓要供，或任何類似的普世理由，為了「搵食」才別無他法，只得放棄追求──因為那是自私的。

於是忌恨讓「我們」錯估現實，「搵食」被抽象化，高舉到比生命更高的高度，比「理想」之於理想主義者猶甚，為之「犧牲」的一切所謂「代價」自然作價更高！人竟以股票市邏輯考量生命，推卸為人生自決的責任，喪失自身行動力，為了免於失敗而失敗，變成孤零地放逐於「生活」的人，無面目的大眾——漢娜．阿倫特（Hannah Arendt）說的「平庸之惡」，落在華南小城的今時，恐怕是由此種「搵食至上論」催化。同理，惡魔之能成為惡魔，不在於惡魔的惡，而在於受害者執於自身卑微、執於溫純良善而無力，在於受害者相信惡魔真有其事其人，不在「我們」中間而在對面。

適宜室內栽種的發財樹，本是置放於工作的圖書館入口處，卻因瀕臨枯死的邊緣而移到圖書館通往美術室的小橋上收割陽光。某天上班清晨，每天負責為發財樹澆水的花王轉告，有個鳥巢匿藏於葉簇間，三隻吱嘰作響的生命在曬日光。發財樹的高度跟我相約，於是不用攀爬不用仰望不用踮起腳尖，便能近距離的窺見牠們。牠們如膠似漆，儼如一體；牠們迷迷糊糊，無助空虛﹔牠們引頸好奇，熱切注視世界。每有學生經過，我便示意她們踏前觀看，看看有甚麼發現。很可愛啊，很噁心啊，是否有人特地養在發財樹上的？有學生發問。

面對歪理荒謬不斷被合理化，繁榮安定虛假的表象下。勞動人民依舊奔馳，打工仔庸碌繁忙中，此刻在七一前夕，憶及一年以來由旁觀者成為行動者，密集式積極投入社運的時間維度中。命在旦夕的發財樹，忽爾被隨機生成的鳥巢驟然貼上氣息，相互滋長。此一被學校工友發現然後傳開的事，偶然踫撞而生的動人畫面，在短暫錯置的空間裡可如何重組︰如此又如彼的種種，讓見證的你寫下不得不逼使你要的生命／生活。

若說圖書館與美術室是讀書時代花掉最多光陰的地方，讓我靜處、暫留、發夢，或從中漸次醞釀對別樣人生的想像，然後，義無反顧地，確信知識傳播與藝術創造，便是一生安身立命的他方。這樣的想像過程，是源自人對自身生存環境省思的慾望，以期抵抗現實處境習以為常的慣例與準則。與此同時，在我尚未參與沸沸揚揚的社會運動之前，儘管素來關心時事，定時遊行參與集會，卻逃避不了旁觀式適度參與跟介入事件本身之間的距離。任憑我如何自以為對主流意識形態有一定敏感，然而，若不放下身段，將它拋到荒野的盡處，在我稍為習慣置身白盒子的藝術場域或小康家庭的保護網之後。別過臉，又可以安然回到閒適幽閉的房
間，把頭栽進想像世界中，從社區生活中割離。是故，當反覆向自己追問，想要的是怎樣的生活之同時，應如何考量背後的選擇從何而降，讓我在自小獨來獨往的小宇宙之外推演更大的能量來創造社會？

始變的開始，是意外踫擊下必然產生的結果，抑或是一直持守的路推引你走向某些位置？難忘在抗爭的場域中，熟悉或陌生的人，無分彼此為公義共同絕地抵抗，個體生命熱情引發的集體力量，必須牢記——因為生命複雜多樣的質感，終究是從他人身上真切體察的。積聚、耗散，循環往復，要學習如何從易碎的片斷中支撐自己，答案往往從自身行動的經驗得來。愈是壓抑，愈有求變的慾望︰居住環境的變動，工作模式的轉換，感情關係的更替，飲食習慣的改變……，剎那間應運動的催使飄然而至，為成長的路提供有機的線索。那麼，藝術與社運的拉扯，時間與心神的分配，熱情與體質的落差，凡此種種張力與迂迴的路徑，無不關乎勇氣與抉擇。一旦我們拒絕認命，依故對未知的結果抱持期盼，只有把必然伴隨的焦慮、不安與恐懼，轉化為持續行進的推動。原來，撕下原本一直（想）要的生活表層，在無法依存的當下與瞬間，擦拭殆盡後，遺留下的，才是我要誠實直面的生命。

那棵發財樹上的三隻初生之犢，不到幾天，已消失於窩巢裡，飛往未知之地。

談論「生命」之際，自然想起太多事情。本文希望能組織以下幾點︰自小令我注目的畫面、「我要的生命」這類表達的形式給作者的感受、徒勞與感傷的意義、平凡和重複的積極可能。四個方向似乎分別指向不同出路，而我希望能有效地以生命的瑣碎，抗拒主題化的誘惑。

「我的志願」算不算是談論「我要的生命」的自覺表達？「我『要』斯洛文尼亞在世界盃中淘汰英格蘭」這種我們無法手足並用去actupon的「要」又算不算？關於前者，我憶及的確鑿經驗是1997年五月高考中國文學科的作文卷。當時我談及當老師的志願，理由是收入不錯，又能以授課之名藉故數臭唐君毅。文學科結果得到E9的成績，順利考進中文系。三年後離開大學之際，在學生報編輯的文集中主動撰文，重寫〈我的志願〉。我再次以「想擔當老師」為旨，理由是接觸過的老師令我痛心。如今看來，重寫時雖然更有魄力，但原來不過角色扮演。中七考生試卷上的投機其實更真摰，且切切介入了現實的錯置。

離婚前一年多，我在西營盤蔬菜統營巿場上班。晚上十時開始，戴上新簇的粉紅色手套，把菜從冰箱中搬出，根據慣例分類擺放。看見餐廳傳真過來的菜單，分辨歪斜的同音字，考慮應否補貨，修整黃掉的葉，磅重，扔進膠袋，打結，掉入竹籮，點貨，在白卡上歪斜寫下餐廳的同音字，扣在籮上，把竹籮搬上貨架，把貨架一車一車的推回騰空後的冰箱，讓司機在清晨時拉上貨車。到了凌晨四點，有小休時段。師奶同事拿出飯盒，相對下我常前往水街吃盅飯，或到茶餐廳看歐洲足球，就顯得奢華了。小休後兼職同事和老細都回來，廚師又會致電補貨，就是血拼光景，爭分奪秒。早上八點下班，我獨自到乾貨店的籐椅小睡，打卡有時因此遲了，變作月尾的加班錢，幸福得驚人。有一次，天亮之際，海邊長長的馬路，微光的臨界感比喻生命，前往澳門的輪船滑翔而去。嚴肅勤快的同事黃生正在未開封的發泡膠箱中找紅椒，此際突然問我︰你有沒有去過南丫島？頃刻的交換，不知人間何世。這是我心動的畫面。勞動者的熙攘旁，空無一人的馬路，通向重複而自由的，永恆的臨界。

我要的生命，其實就是利物浦奪得聯賽冠軍的一刻。足球永遠是心碎而徒勞的。即使最民主的球會，球迷還是無法參與領隊判斷，無法改變戰果，無法支持也無法杯葛。消費戀物快感、追認現代主義的美學價值、複製球場內外的父權語言、或擔當媒體資本的共謀，其實都不過一地碎片的某一無名剎那。同悲同喜的人的忠誠是歇斯底里的自戀，但也是集體命運的彼此承認。徒勞與夢碎，流不完的眼淚，並非指向尊嚴或感傷，而是substantial的決定。這是狹義的，我要的生命，必須狠狠浪費掉的生命。

一直以來在偶然幫忙居民運動、高叫「舊樓的空間更能築就人的社區」的同時︰我會發問，那麼在洋樓花園的幾百萬人，有沒有可能在看似冰冷的空間裡找到民主生活的默契？同理，數百萬朝九晚五重複地進出辦公室的人，如何能在工作裡發掘意義、變化、溫度和積極？

我不必要的生命就是，減去以上四者的思考後，剩餘的臨界幻覺。